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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穆荣平认为，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“喇叭口形”，在“入口”处，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、探索型小项目。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，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，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。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，需要更加系统性、高强度资助，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。越往后端越聚焦，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，到“出口”处，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，不需要政府资助。

　　　　对这个问题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没有正面回答，他反问：“为什么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总处于‘饥饿’之中？”

　　

　　中新社贵阳5月21日电 (赵园)贵州省台胞法律服务中心21日在贵阳揭牌。

　　该中心旨在为台胞、台商、台企提供专业、便捷、贴心的公益法律服务，同时也引导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更好地学法、知法、守法、用法，不断提升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和水平。

　　贵阳市台协会会长、贵州首登集团董事长蓝赞登27年前来到贵州投资。他说，有了这个专门为台胞设立的法律服务中心，“让我们能在贵州安心投资、放心投资”。(完)

【编辑:李岩】

　　　　从研发投入总量看，2022年，中国研发经费（R&D）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，仅次于美国，位居世界第二。其中，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，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.32%，相较十年前的4.8%，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，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%~25%的平均水平。王贻芳认为，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，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，更关键的症结在于，6.32%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，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。

　　　　《通胀削减法案》是美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出的法案，它被称为“美国气候政策的转折点”，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最大规模行动。